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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翻译研究概况一
来源: 中国译协网

    2008年是翻译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三十年的界石,它既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也代表着另一崭新篇章的开始。这一年译界有不少“第一次”事件的发生。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亚洲第一次举行世界性译界盛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6名翻译学博士生毕业,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以“翻译学”为专业名称授予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博士生宋学智的学位论文《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傅译〈约翰•克里斯多夫〉》获得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第一篇以翻译研究为题获得全国百篇优博论文。翻译研讨活动在规模和类别上较之以往均有所增加,近20次各级各类翻译学术会议召开,将学术交流活动推向新高潮。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口译研究等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加大,根据中国期刊网(CNKI)的数据,以“翻译”为主题的期刊文章达到9871篇,比2007年增加了8.12%,研究课题多样,成果丰富。

译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8年译界学人对学科建设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谢天振在有关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讨论中反思译界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批评,区别译学研究的“理论取向”与“理论偏向”,呼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辨明翻译本体并非翻译研究本体,指出对翻译本体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翻译研究本体不应只研究翻译的本体即只关注文本以内的语言问题,呼吁翻译学科建设的兼容心态。林克难也对中国翻译界“回归文本热”发表了见解,认为回归文本无论对于传统的语言研究和新起的文化研究都无意义,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同样重要,应让其共同发展以做出各自的贡献。张柏然、辛红娟描述中国翻译学从兴起、发展到求变的过程,通过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行阐发和反思,结合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分析中国翻译学“合法性”的焦虑和“主体性”建立的合适路径。侯向群、吕俊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生活、科学和哲学三个不同世界对待译学研究的不同态度,提倡以实践哲学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吕俊对译学研究的路径作了批评研究,发现西方以范式批评的方式为主进行译学研究,而我国主要以“问题式”方式为主。刘川、唐健禾通过数据分析指出,译界应加快翻译研究成果的社会性转化。武光军综述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指出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不足,认为翻译社会学研究需要适度的本体回归与解释力的深化。王宏军认为当前翻译理论建构的规范化与研究方法的系统科学化当为译界所重视,在学科建设中应规范理论术语,强化科学理性的方法论指导,重视文献评论的作用,加强对西方译论的批判性反思研究。杨自俭指出我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只能渐渐靠近,而永远达不到极限。同样,我们对翻译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的探索也将永远不会停止。

    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需要哲学基础,翻译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哲学的视野,因而对翻译的哲学考察历来是译学建设的重要论题。语言和翻译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语言中“言”与“意”及“译意”与“译味”的复杂矛盾,“心理攸同”的交流基础与“辨察会通”的道术方法等曾是我国翻译研究的传统哲学视角,而梳理和论述西方语言哲学、阐释学、解构理论、分析哲学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理论,从翻译角度反省哲学的基本理念,“文本”、“语言”和“政治”等构成了当代哲学翻译研究的代表性论域,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主体间性、传统哲学等词构成了翻译哲学研究的主题词。2008年译界继续对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翻译研究得失利弊的思考,探索新的哲学路向和重构传统哲学的现代意蕴。当下翻译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引起了学者的反思。刘华文追溯翻译研究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取向从相似到分化再到解构的发展脉络,认为强调其中任何之一都会造成偏颇,主张把三者整合为一个大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翻译。宋以丰、刘超先认为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反本质主义,指出其翻译观强调主体性与翻译规范研究,重视“混杂性”及“他者”,有利于澄清争执、重新界定翻译行为、译本与翻译家等概念。冯文坤指出翻译研究内在地沿循着一条生存本体论的存在主义思路,其欲求本身不仅是对本质主义、原文中心论的诠释,还具有一种回归生存本身的存在论诠释。武光军发现保罗•利科对翻译哲学的突破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翻译的客体是文本,而不是语言或言语;放弃对等和完全翻译的幻想,允许多种翻译模式的存在。涂纪亮从解释学角度考察在翻译中如何理解“信”及其依据,如何正确对待时间间距、传统、成见等因素对理解文本的影响,如何理解翻译的客观性。蔡新乐认为将海德格尔的有关“你是谁”翻译观归入阐释学的定位存有疑点,指出翻译研究有必要从交流、交际观念转移到认识论上来。张思洁、张柏然从阐释学角度探讨了译者的先有知识和传统、语言因素之于译文样品的预设与规约,认为其反映了翻译活动的本然历史性和本然主体性。译学界关于解构主义的讨论依然热烈,且见解不一。向洪全在对解构主义关于语言的延宕性和语义相对稳定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借鉴“执中”的中国哲学与人文思想,提出翻译标准的描述或界定应遵循翻译活动的特性,达成文本间基本语义的照应与关联。韩子满以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译为例说明解构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意义的产生问题,并非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并不脱节,其思路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和解释作用。吕俊却认为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具有误导性,它只关注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外部操控,而忽视了文本内作者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对抗,真正的意识形态批评需揭示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黄海军、马可云认为国内的解构翻译批评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精神,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拓展多元开放式的解构主义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有助于建立和发展翻译学。徐敏慧指出德里达在解构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二元对立的同时,也论证了翻译中相关概念亦此亦彼的逻辑关系,阐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思想。刘介民探讨解构翻译对我们的启示,并从多角度讨论解构翻译与后现代的“变异研究”。肖娴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意义观,并提出一个符号学翻译模式。上述这些对翻译哲学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译界学者的反思精神和开放态度。

    对翻译基本概念的探讨主要围绕译者主体性、翻译标准等展开。葛校琴提出翻译家主体性多元论,认为翻译家的人格结构、意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主体需求等决定了其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必然体现出多元主体性特性。刘军平从跨学科角度考察了译者主体性的四个维度及其特点,认为译者主体性主要涉及到哲学、心理领域和文化领域。王占斌探讨了“言不尽意”与翻译本体的失落和译者的主体意识。杨俊峰认为翻译具有主动性和受动性这双重属性。胡朋志建议分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对翻译标准进行重新定位,舍弃标准其壳,回归其内涵。罗丹探究伪译的含义、成因、类型、社会价值和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作用。王洪涛对傅雷的“神似”说和霍姆斯的“对应”说进行了对比和阐发,认为这两种翻译标准观虽理论形态各异,却以极其相似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分析为依据,共同深入揭示了翻译现象的本质,对“求信”与“对等”翻译标准观构成了超越、颠覆。谭载喜、邵璐审视翻译对等概念的内涵和意义,提出翻译的“第二形态”特质。“主体性”、“标准”、“对等”等概念并非时髦与新鲜,译界赋予这些“旧”概念以新涵义,也赋予了学科发展新的努力。

    继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伦理作为译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译者》(The Translator)推出《回归伦理》(The Return to Ethics)专刊,掀起了译界对各种翻译伦理问题讨论的热潮,国内翻译伦理研究也形成了与之同步发展的趋势,学者们跳出了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语言层面对等的囿域,展开关于“忠实”的多向度、历史视角的讨论,扩宽了译者对“忠实”的理解层面,从更高的视角更宽的范围对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如忠实、自由、平等、叛逆、暴力等进行关注。令人欣喜的是,参与讨论的学者已经不仅仅限于翻译界人士,哲学家们也积极参与,说明相关学科学者对翻译理论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出翻译研究对于相关学科的辐射与影响。

    翻译伦理研究是2008年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刘卫东称在文化批判理论抨击下已沦陷的传统翻译伦理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翻译伦理问题研究应在交互主体性的视域下加以整合,走向深入。申连云认为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是“尊重差异”,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关于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杜玉生认为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张思洁、李贵荣讨论了译者之诚及致诚之道,译者需“事译事以诚”、“虚实互涵、动静相宜以利思诚”。温建平提出翻译应立足于语篇,根据译语的语言特点重构价值组合体。贺爱军、范谊回顾我国传统翻译话语从中心走向边缘再到重铸的演变历程,论述了“和而不同”的翻译话语原则。刘小刚以福柯的话语秩序理论讨论翻译规范,揭示翻译话语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斗争场中的权力运作方式。韩子满以实例说明译者或出版商对性伦理的不正确理解、对性描写的特殊处理都是出于对性禁忌的顾虑。龚雪竹认为后殖民语境中,中国译者应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中学西译策略,以更好地实现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孙周兴从安乐哲的汉英翻译经验引发出关于翻译的限度与译者责任的若干思考,主张“差异化原则”,尽力避免把目标语言与被翻译的外来语言同一化。段红鹰认为翻译的忠实与现实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翻译的忠实性故而有限。窦岩、陈华伟从中国传统哲学观出发阐述翻译中的忠实与创造之矛盾统一性。我们可以预见,翻译伦理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热度将继续增加,其研究维度也将扩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开始兴起的文化研究对我国的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翻译研究的视野从文本内扩大到文本外,研究范围从纯语言层面突破到文化层面,翻译主体、翻译过程、译文传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考察成为翻译研究之必然,翻译研究展现出全新的面貌。研究视角的转化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具有翻译学科本质上的应用性特征和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文化取向的翻译研究却也因研究对象的泛化而招致诸多的攻讦。文化翻译研究所引发的反思也促发了译界新的努力,试图整合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的动态文化交流与人际交往活动本质,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与理性。在此语境下,文化、语言、伦理的结合,翻译、文化全球化、文化本土化的交互将成为新时期文化翻译研究的趋向。

    文化翻译研究依然是2008年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艺风认为文化翻译是达成多元之美的途径,为应对全球化而建立本土文化地域和文化身份极为重要,经由翻译一种业已普遍化和正处于普通化进程中的文化语言,正唤醒并强化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知,文化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本土知识,而后通过协商,产出目的语读者可接受的并具有本土色彩的文化活动。罗选民认为文化传播与翻译有四方面共同点:语言和符号的特征、鲜明的意图性、依存性和互动性。蒋骁华认为东方学的发展促发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导致东学西渐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文化交流;其学术性给翻译带来了严谨,其政治性也给翻译打上了清晰的意识形态烙印。张南峰阐释多元系统论中的规范概念,认为多元系统论从超然物外的描述性视角来研究支配翻译活动及其它文化活动的规范,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而一个时期或一个译本,往往有不同的规范在同时运作,这正是多元系统论所预期并要尝试解释的文化现象。儒风认为译本可以作为文化的“他者”而存在,可以作为审美文化的喻体,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来追求。周红民探讨读者接受与翻译手段的关系,认为“异化”手段能刷新读者的认知世界,具有积极进步作用。彭利元辨析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的异同,揭示译者的第三人称主体特性以及翻译语境的三大本质属性:主观性、动态性、对话性。关于文学翻译和文化异质传送,段峰提出“第三类翻译”与“第三种文化”的概念。魏向清、张柏然探讨术语翻译作为学术摹因的跨语际复制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简析相关的术语翻译问题及术语翻译研究的文化意义。徐珺、霍跃红认为典籍英译应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采用异化策略,以使中国文化尽快走向世界,真正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一员。译界学者以实际的研究告诉“文化转向怀疑论者”,文化翻译研究没有走向歧路,它依然有着、并仍将有着应然的价值和生命。(待续)

    (备注:本综述主要参考了2008年的《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外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中国科技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言文学》、《外语与翻译》、《语言与翻译》、《山东外语教学》、《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作者穆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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