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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翻译感怀翻译往事:“最最最强烈抗议”怎么翻?
来源: 浙江日报

在北京刚召开的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新老翻译们欢聚一堂,畅叙昨天、今天和明天。翻译虽然不是创造性的劳动,虽然永远是一名配角,但它是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个世界日益成为密集交往的“地球村”时,翻译的作用尤其显得重要。 

在北京刚召开的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新老翻译们欢聚一堂,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翻译事业的甜酸苦辣,展望未来的光明前景,与会者时而畅怀大笑,时而颌首沉思。窗外,雪花纷飞;室内,热气腾腾。翻译本是幕后工作者,但一些著名的翻译工作者曾因见证了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让普通人也记住了他们的面孔,如唐闻生、李肇星、吴建民、施燕华等。浙江省的英、法、德语翻译代表也在本次大会上获得了同行的很高认同。

感怀于翻译的往事

在全国翻译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施燕华是一名资深外交官、翻译。她曾是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上世纪7080年代,她曾长期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全国翻译大会的开幕式是1111,这个日子使她回忆起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件趣事。1971年的1111,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所住酒店对面的高楼挂出很大的条幅,写着Season's Greetings,落款 from the running dogs of U. S. imperialism,即来自美帝国主义走狗们的问好,这让他们领教了美国人的特殊幽默感。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红色浪潮之中。大街小巷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这些标语和口号的照片也上了美国的报纸。于是,美国人知道了红色中国送给他们的称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代表团到来之际,他们就挂出了这么一个大条幅,让大家一见之下笑不可抑。

施大使还回忆了中国翻译逐步与国际接轨的经历。她说,当时的翻译完全按照中国的国内政治思路来,比如最最最强烈抗议,英文中本没有相应的说法,外交部的翻译室就给创造出了完全中国特色的译法:“strongest strongest strongest against…”惹得在场的青年翻译们捧腹大笑。施大使说,后来中国与国际慢慢接轨后,外交部的翻译开始强调以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来翻译,而且翻译可以根据语境灵活翻译。当施大使谈到的老一辈翻译家们的工作精神时,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翻译。板门店谈判时,中方根本没有速记员,是翻译兼任速记的。但翻译们都没有学过速记,于是一些老同志去书店买来一本速记的书,边学边干,出色地完成了谈判的翻译任务。在总结新中国60年来的科技翻译时,发言的代表谈到一些默默无闻为科技翻译奉献青春的老翻译工作者,有些人几十年来翻译了数以亿计的科技资料,但他们的名字和面孔永远都不为人所知,他们永远只是幕后辛劳的工作者,为国家为事业奉献了一切,全场翻译听了都为之肃然动容。

徜徉于德语的小径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范捷平教授,虽然担负了浙大人文学部主任的领导职务,但他衷心热爱的是自己的德语专业和翻译事业。他曾是文化部《北京周报》编辑,1987年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1993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文学理论、汉学硕士学位。随后师从柏林工业大学文学研究所 H.D.Zimmermann教授和语言文化研究所U.Steinmueller教授从事文学和文化学研究。1996年获得柏林工大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柏林工大教育系外语教学研究所任教。200012月回浙江大学,任人文学部主任。他是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翻译学会会长,最近当选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他是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翻译者与研究者,在这位富有造诣的学者眼中,着手翻译一位作家的作品意味着对作家全面深入的了解与剖析。

1956年的圣诞节,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在瑞士赫利萨精神病院用完午餐之后,跟往常一样独自外出散步。外面在下雪,瓦尔泽在雪中经过火车站,树林,他向一片废墟走去。途中,他突然身子一滑,摔倒在地上,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若干时间之后瓦尔泽先被一只猎狗发觉,接着是附近的农民,然后是整个世界范捷平先生在他的译著《散步》中,最后用这样的一句话间接地概括了这名作家生前的失意、凄苦,以及死后他对整个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

《罗伯特··贡腾》成书于1908年,是瓦尔泽客居柏林期间(1905—1913)的重要作品,也是瓦尔泽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将叙事性降到了最低点,除了稍具故事的轮廓外,毫无情节可言。瓦尔泽注重的是人物的性情和精神世界。外部世界在他的小说里隐退而去,只留下稍许的暗示,而叙事者雅考伯的声音清晰地凸现。由此也可看出,作家选择以日记或者碎片的形式并非是随意而为的,因为这种形式摆脱线形叙事的羁绊,有利于更自由挖掘、分析人物的心态。但作为翻译来说却难度甚大,范捷平教授曾将译稿在抽屉里一放数年,只为了要更深入地研究作者的因生活经历而形成的风格、思想。他说,瓦尔泽在表现某种事物时会突然提到一个完全凭空冒出来的人名或者一个符号,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奶酪和面包的味道,这就需要译者把他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尽可能地了解甚至熟悉起来。

凡学过德语的人都知道,德语中有许多名词在中文中根本找不到相应的词汇。范捷平教授说,这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生造词汇,许多学者都这样做过。比如德语的讨论,不能照搬中文的讨论教授说那其中有说出去、拿进来,再搅拌一下的复杂含意,内中如此丰富的含义怎么能够用一个简单的词汇来取代呢?他为此在语言的词源和考古上花过许多工夫。无法找到对应的中文词汇时,翻译采用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做注释。他曾翻译过一本德国谈现象学的哲学著作,60多万字的译者,仅注释就做了385条。

沉醉于英语的意境

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外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郭国良教授,同时也是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最近也当选为中国译协理事。他的翻译经历颇为传奇,他本是一名海军,外语学院毕业后在军队做侦听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与文学作品的翻译相遇,从此就爱上了文学翻译,后来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朱炯强教授的研究生。1991年,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在一部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的翻译中小试身手,在他看来,文学翻译是很神圣的事,翻译过程中神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一有问题就拼命查资料问老师,决不肯有一丝马虎。他曾先后赴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作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短篇小说理论、当代英国小说及翻译和西方文论。

使他在翻译界名声大噪的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赎罪》。郭国良教授说,《赎罪》一书约23万字,他全身心投入其中,翻译了一年才完工,上海译文出版社始终没有催他。有些出版公司就没有这样好的耐心,买到国外图书版权后,给译者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年,甚至才几个月。翻译时间没有保证,翻译出来的东西肯定存在各种遗憾。

当今英国文坛,写严肃小说又好又叫座的,当数伊恩·麦克尤恩,他也被认为是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麦克尤恩的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内容大都离奇古怪、荒诞不经,有黑色喜剧之称。他的文字简洁而且优雅,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和深挖,使他笔下经常是不洁的题材具有真正的人性深度,对于一个翻译来说是真正的挑战。自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和最后的仪式》获得1975年的毛姆奖以来,他四次获得布克奖提名,并最终在1998年以《阿姆斯特丹》折桂。《赎罪》同样获得2001年的布克奖提名,虽然最终未能获奖,但评论却给予了较之《阿姆斯特丹》更多更动听的溢美之词,认为比它更丰满,更好读,既有讨好读者的动人情节,喜剧因素,又不乏冷色调,让人爱不释手。2007年,麦克尤恩凭借《切瑟尔海滩上》再次入围英国布克奖。

翻译《赎罪》一书让郭国良教授深深爱上了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他说:《赎罪》2001年刚出版时,我就在英国,看见书店里读者在争购。当年外国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后来回国后,出版社约我翻译这本书,我感到很荣幸。到目前为止,《赎罪》已经再版了4次。

留恋于法语的精致

杭州市翻译协会会长应远马,也是翻译界的一个奇人。1971年出生的他,在本届全国翻译大会上算得上是个年轻人。他毕业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法语系。主攻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但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干外贸,曾担任国贸部副经理、经理职务。2007年担任宁波宇超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在此期间出访过欧非10 来个国家。2003年至2005年就读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生进修班。现在浙江城市学院教书。

应远马的翻译生涯开始于1993年。出版过《感受中国》、《本末倒置》、《老外看中国》等译著。他也是2007年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致法国达能集团公开信法文版译者。

老师提起自己的翻译经历时说:我所走过的翻译之路,首先要归功于一个人:我的外教李莎老师。她是意大利裔加拿大籍作家、诗人,后来拿到了中国绿卡,还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奖友谊奖。大四的时候,班里同学献血。李莎老师在其住处炖鸡给学生们吃。看着她像一个母亲一样对待她的学生,我第一次对她有了很大的好感,于是跟她多聊了几句。之前,我不是很喜欢开口,也一直不喜欢和外教多聊。也就是那一天,李莎给了我一本加拿大作家弗朗索瓦·巴塞罗(François Barcelo)的小说集,借给我看。我试着翻译了其中的两篇微型小说。当我还书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自己尝试了一下翻译,她又鼓励我去投稿。我投到了《世界文学》, 没想到真的在1993年的第5期上刊出了!编辑就是《世界文学》现任主编余中先先生。李莎帮我联系了小说的作者,作者说不需要付给他版权,我和巴塞罗先生还联系了一段时间。

1995年起,应远马就开始翻译李莎老师的作品,其中有一本长篇小说的书名叫做《本末倒置》,讲述了一名外教与她的中国男学生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出版的时候,还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举行了发行仪式,中央电视台4套等媒体都做过报道。当时就有朋友问译者,这篇小说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她教过的学生中曾经一度在猜测谁是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原型。老师对此一概都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令他想起二外熟悉的生活。李莎曾经在翻译过程中专门来杭州和应远马探讨过翻译的某些问题。但应远马始终没敢当面问老师这个问题。李莎老师对法语精致的运用,使应远马在翻译的过程中很享受。

20091114,应远马到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大会时,在北京重新见到了他的李莎老师,李莎老师用中文,应远马用法语,师生二人聊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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