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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与歌德 歌德与四川——为川外60华诞暨歌德研究所成立而作
来源: 中国译协网

                                               作者:杨武能 

  百年来中国歌德译介和研究的中心,先后落在了上海和北京这一南一北两大都会。两地历来人文荟萃,是现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镇。本文所论四川却地处偏远,且四面高山包围,以致长期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生活在盆地中的人们遂给外界一个自满自足、安于现状和孤陋寡闻的印象,跟歌德译介和研究这一涉外学术领域似乎很难沾上边,更别提有什么建树和地位了。

其实不然!若论歌德与中国的关系,若论歌德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若论中国歌德学的诞生、发展和传承,不讲四川真是不行,讲少了也不行,因为四川对歌德在中国的接受实在是贡献良多,地位举足轻重。

须知,在百年来荟萃于上海、北京的歌德翻译家和研究家里面,有太多冲出了夔门、翻越了秦岭的四川人。只要由远而近地做一番检视,就不难发现歌德译介和研究在我国的步步深入,有序传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四川学人的劳绩和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代代四川学者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写就了中国歌德接受史最精彩的篇章。

正基于此,本文得以立题;也基于此,中国第一个歌德研究所才创建在四川外语学院,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单位。

                                                          

上篇:四川与歌德

第一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进展、深入,梁启超、辜鸿铭、王国维、鲁迅等中国知识界的先知先觉开始接触到歌德的作品和思想,分别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这位“德意志诗宗”(鲁迅语)表示了钦敬和推崇;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教育家马君武则翻译歌德的名诗《米丽容歌》(即《迷娘曲》)等作品,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位歌德译介者。[ i ]然而,“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恩格斯语)歌德真正进入中国,在中国成为众人景仰的大作家和大文豪,却主要归功于郭沫若这位四川养育的天才。

郭沫若1892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的一个士绅家庭。他秉性聪颖,幼年即入家塾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中学时代则爱好林琴南的译述小说。1913年,在家乡和成都念过小学中学后得长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因攻读医科必修德文而接触到歌德的作品,很快便迷上了这位让他感到心性相通的德国大诗人,认为歌德“是一个将他所具有的一切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下去”的所谓“人中之至人”[ii]  ,并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说歌德跟孔子一样也是“他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有他的教育学,他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艺的先河……”。[iii ]  与此同时,郭沫若已着手翻译歌德。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就在发表他新诗的同时,刊登了他翻译的《浮士德》的三个片断。但在中国的歌德接受史上,更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却是1922年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问世。

郭译《维特》于当年四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是歌德重要著作在我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跟郭沫若同时的新诗创作一样,他翻译《维特》使用的也是白话文;这无疑对译本的流传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代人评论说,郭沫若的译笔读来不仅十分畅达,而且极富文采与情致,所以一问世即风靡读书界;一代处于反封建斗争中的中国青年欣喜地在《维特》中找到了知音。一时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便在广大青年中传唱开来,汇成了一片反对封建礼教的示威和抗议之声……

总之,一如当年在德国和欧洲,郭译《维特》这本“小书”也像一枚投到火药桶里的炸弹,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者中引发了大爆炸,造成了大震撼。一夜之间,《维特》的作者名声大振,此前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诗人们的歌德,随之成为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追慕、崇拜的歌德!

“维特热”不仅感染青年读者,也影响着文学本身。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戍”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蔡元培文集》第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例子是我国上世纪二十年代涌现出大量的书信体小说,如当时著名的女作家黄庐隐(黄英)的《或人的悲哀》等等,无不能看出《维特》的启迪和影响。还有最先印行郭译《维特》的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出版了青年作家曹雪松一部干脆题名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剧本,更明白无误地是由《维特》改编成的四幕悲剧。再如,1932年即郭译《维特》问世后十年,茅盾即把它写进了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里程碑的《子夜》里;林语堂问世于1939年的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也同样有年轻主人公着迷于郭译《维特》的情节。[iv ]

《维特》的成功移植中国,“维特热”在中国之兴起和蔓延、扩散,虽为多个复杂的因素所促成,但起主要或主导作用的,照我看却不能不说是译者。试想,如果当年第一个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是天才诗人郭沫若,而换成了其他什么人,这本“小书”能在中国一夜成名,家喻户晓么!因此,郭沫若这位四川才子对歌德进入中国并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可谓居功至伟。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译《维特》引起的“维特热”在我国进一步演变成了“歌德热”。到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前后,我国对歌德的翻译、介绍、研究都出现空前的高潮,他几乎所有的代表作都有了一个以上的中译本。至于郭沫若本人,则“差不多是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中”翻译了《浮士德》;对他来说,“那时的翻译仿佛自己在创作一样”。还有他为《维特》和《浮士德》写的长篇序、跋,都证明他对这些作品确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

说到《浮士德》,应该讲它是大翻译家郭老所有译著中最重要也最具价值的一部,尽管它不像较早完成的《维特》那么脍炙人口,影响深远。要知道,歌德这部诗剧不仅卷帙浩繁,难解难译,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十分崇高的地位。歌德为写《浮士德》前后共花去六十年,因此视它为自己的“主要事业”;郭沫若为译这部巨著同样呕心沥血,历三十年之久方能最后完成,完成后“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郭老的感觉没有错:《浮士德》被誉为“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总结”,“现代诗歌的皇冠”(弗朗茨•梅林语);他之译成功这部巨著,无异于摘取了珍贵无比的文学皇冠。难怪戈宝权先生认为:“不要说郭老的全部翻译,他就是只译一部歌德的《浮士德》,也就很了不起。” [v]

整个说来,郭沫若的《浮士德》也译得相当有诗意,虽然他犯了一个做文学翻译的大忌。也许是过分强调“创作精神”,忽视了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必须受原著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不仅限于思想内涵,还包括艺术风格以及时代气氛和民族色彩。郭译《浮士德》有些个地方中国味儿太浓,甚至用了不少带四川地方色彩的词语,诸如“江安李子”、“封都天子”,什么“燕老鼠”、“褴龙”、“阴梭”、“作鼓振金”等等。[vi]这些四川方言的常用词,即使在上下文中也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却给《浮士德》平添了一股浓郁的“川味儿”。一般而言,这该视为郭译《浮士德》的一个缺点;但换个角度思考,似乎又给歌德与四川--四川与歌德非同一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物证”。

 

总而言之,在我国译介和研究歌德的第一阶段,是郭沫若筚路蓝缕,夺得了开基创业的第一功;德国大文豪歌德主要是仰仗这位四川的天才,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反过来,郭沫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憧憬歌德,研读和译介歌德,受到歌德多方面、长时间的影响,才成为了咱们四川人引为骄傲的大诗人、大作家、大文豪,进而被后人誉为“中国的歌德”。可以讲通过郭沫若,歌德已经跟咱们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继郭沫若之后,对歌德译介和研究有所建树,使歌德和四川进一步结缘的还有另外一些学人。这儿接着介绍一位不大为人熟知的周辅成。

周辅成1911620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李市镇,1933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随即留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时任《清华周刊》编辑。后曾担任四川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武汉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由武汉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至1986年退休。

周辅成当清华研究生并兼任《清华周刊》编辑的1932年,恰逢歌德逝世百周年忌辰。其时中国的“维特热”已经演变成“歌德热”,于是北平和上海破天荒第一次展开了对一位外国文化名人的纪念。从前一年开始,《北平晨报》、《大公报》、《读书杂志》和《现代月刊》以及上海的《小说月报》等都纷纷发消息、登文章,出纪念专号和特刊的也不少;周辅成所在的《清华周刊》更可谓一马当先。后来,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经过挑选,分别编成了《歌德之认识》和《歌德论》两个集子。比较而言,《歌德之认识》内容更全面,也更值得重视;诚如编者宗白华在“附言”中所说,它已“成功为一部较为完备,有系统的‘歌德研究’”。

《歌德之认识》将所收二十多篇文字编成五大部分,即:一,歌德之人生观与宇宙观;二,歌德之人格与个性;三,歌德的文艺;四,歌德与世界;五,歌德纪念。以第四部分《歌德与世界》为例,就有杨丙辰的《歌德与德国文学》,范存忠的《歌德与英国文学》,徐仲年的《歌德与法国文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歌德与中国文化》,陈铨的《歌德与中国小说》,唐君毅的《孔子与歌德》和郑寿鳞的《歌德与中国》等,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叫人忍不住要做披览,而且作者无一不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和地位的大家。专攻中国日耳曼学学科史研究的叶隽博士评论说:“《歌德之认识》全面展现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尤其在专题论述上‘精彩纷呈’、‘面貌多端’,不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足够重视,而且歌德与他国的文化渊源也得到梳理,诸如英国、法国等”。 [vii]

《歌德之认识》的编者署名宗白华、周辅成;前者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为早已享誉海内的学者,后者则只是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生。然而,实际完成编选工作的偏偏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无名小子周辅成,而非大名鼎鼎的教授宗白华。

周辅成在《歌德之认识》的序文中回忆,他精心编好了这部内容充实、意义重大的文集,拿着稿子却找不到出版的地方,尽管他自己甚至还有他已经成名的四川同乡巴金都曾为此四处奔走,八方游说。最后,他不得已找到南京的宗白华教授,宗教授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拿出超过一位教授月薪的三百多银元,于1933年在南京钟山书店自费出版了书稿。

《歌德之认识》193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再版,更名为《歌德研究》;1976年台北天文出版社重排了此书。它作为我国研究歌德第一阶段成果的结晶,很可能也是中国人研究外国作家和文学第一部像样的论文集,至今在海内外仍有相当大的影响。[viii]

《歌德研究》的编者宗白华是我国美学界的前辈、巨擘,为人称道的还有他慧眼识英才,早年在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时提携了诗人和歌德翻译家郭沫若,堪称我国早期研究和译介歌德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周辅成则在后来成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专家,虽未在歌德研究上有进一步建树,但编著《歌德之认识》便足以使他在学术史上留下名字。

在中国歌德接受的第一阶段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位四川学人不应被遗忘;他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地位虽不及郭沫若,却超过了周辅成。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铨。

陈铨190585日生于四川富顺,192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清华学堂,1928年结业由中国政府选派去美国留学。1928-1930年间在美国的奥柏林学院学习德语文学和英语文学,1930年通过学士与硕士考试。1930年冬赴德国留学,在基尔与柏林学习德语文学、英语文学和哲学,1933年以一篇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传播和影响的论文获得基尔大学博士学位。[ix]

陈铨1934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重庆中央政治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受聘为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教研室主任,1957年错划为右派,被贬到外文系资料室管理资料。[x] 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文革中却进一步受迫害以致病逝于1969年寒冬。

1936年,陈铨把德语博士论文译成汉语,题名为《中德文学研究》,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泛论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传播和影响,对歌德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做了重点探讨。书中设有《歌德与中国小说》、《歌德与中国戏剧》、《歌德与中国抒情诗》等专节;前述周辅成等选编的《中国之认识》所收《歌德与中国小说》一文,就节选自《中德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

陈铨著述甚丰,除去研究哲学和文学的论著,还有大量戏剧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他主要以哲学家著称,上世纪四十年代更是“战国策派”的主将,作为戏剧家也曾名噪一时。陈铨著述众多,《中德文学研究》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很不起眼却影响深远,是我国最早做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论文之一,于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研究领域堪称开先河之作,在中国日耳曼学学科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近些年它不只得以再版,有关的评论和研究也不少,论者大都充分肯定了它的意义和影响。[xi]

 

第二阶段

进入三十年代,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由“维特热”演变成的“歌德热”随之消退。但即使如此,歌德也没有完全被忘记,只不过已从万众景仰的对象变成了学者研究的课题,从而开始了中国歌德接受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研究和译介歌德成就最大者当推冯至。

冯至1905年出生在河北涿县,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和日耳曼学学者。他与歌德的关系深广而久远,只因并非四川老乡,本文不做全面、详细的介绍,但仍将述及他跟四川的关系,因为由此关系产生了对中国歌德接受史不可忽视的影响。

先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冯至开始接近德国文学,便如他自述的“满怀激情地读了”郭译《维特》,坦陈是“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东西,诗是什么东西”[xii]。也就是说,冯至通过四川人郭沫若的翻译认识歌德,进而懂得了文艺和诗。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他指导下专攻歌德并有幸继承其衣钵的不是别人,也正是笔者这个巴蜀子弟。

冯至从三十年代末开始锲而不舍地研究和介绍歌德,翻译了歌德的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不少抒情诗,1948年出版了专著《歌德论述》,[xiii]从而奠定他继郭沫若之后最杰出的歌德学者的地位。

以冯至为代表的歌德接受第二阶段,大致包含抗日战争至文革结束的三十多年。由于社会和历史原因,这段时间我国的歌德译介和研究处于低潮;然而尽管如此,四川学者仍然并非无所作为。还是郭沫若,即使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他也没忘记歌德和《浮士德》,作为证明,仅以战时陪都重庆举行的一次歌德纪念会为例。

1942828日歌德诞辰193周年 ―― 在今天看来其实并不是一个非纪念不可的日子 ――,在重庆仍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和主角都是郭沫若。在当天的“歌德晚会”上,在912日文化抗敌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歌德诗歌朗诵会上,都由郭沫若做了题为《关于歌德》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浮士德》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指出:“《浮士德》这部书最完整地把歌德思想具象化了,把歌德自己六十年间的社会情况统统反映在里头了。浮士德的移山平海,建立共和国,正是反映德国社会。浮士德的苦闷就是当时社会的苦闷,而这个共和国也是市民阶级心理的满足,在想象里幻想去安慰自己。浮士德个性的发展里,也可以找到歌德自己的个性是如何向外发展 ……”[xiv] 报告后朗诵了《浮士德》第一部开篇的老博士独白和其他郭译歌德诗歌片断,郑振铎等当时在重庆的进步文学艺术界代表出席了纪念晚会。

1928年出版《浮士德》第一部之后,时隔整整二十年,郭沫若在承担抗敌文化战线繁重领导工作的同时,又提起他如椽的巨笔,用“不足四十天”的时间把第二部翻译出来,于194711月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在这个阶段,郭沫若还翻译了歌德的叙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在我国脍炙人口的《五月歌》、《迷娘曲》、《对月》和《一切的峰顶》等歌德抒情诗。

在以冯至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四川学者译介和研究歌德贡献最突出者,继郭沫若之后当推董问樵。

董问樵1909年出生四川仁寿,十六岁进入上海同济中学,毕业后即留学德国,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1932年获得汉堡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赴美国深造。1935年回国,在四川大学任教,1938年任重庆大学银行保险系主任,19391945年任四川银行经理,兼任重庆大学教授。1950年调入上海复旦大学,因感到“跟着苏联跑的经济没研究头”,遂改行从事德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直至1993年逝世。在复旦从教的三十多年里,出版了译著数百万字和论著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歌德的译著《浮士德》和论著《〈浮士德〉研究》(1987)。

董问樵的《浮士德》译成于“文革”时期。他告诉笔者,他在毫无出版希望的情况下仍坚持翻译此书,借以表示对“四人帮”的愤懑和抗议,抗议他们践踏知识和知识分子,因为浮士德就是一位学者,就是一位知识分子。

还值得强调的是董问樵将研究和翻译结合起来,于翻译中融进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因此他的《浮士德》译本序言、题解、注释都不乏独到见解和新意。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悲剧结尾时引导浮士德升天的“永恒的女性”,应该是指“人类历代积累而又促进人类发展的科学文化”[xv],而不是通常理解的慈爱、宽容、和平,可谓独出心裁,耐人寻味。

至于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则可视为继冯至《歌德论述》之后中国第二部严格意义上的歌德研究专著。叶隽评价此书说:“虽然此著在1980年代方与《论歌德》差不多同时问世,但仍带有那代人做研究颇明显的资料转贩的痕迹,自家的学术思路突出有限……大体说来,董著问题意识清晰,考证相对谨严,虽然注释仍不够丰满,但循其轨迹仍可‘顺藤摸瓜’,是具备较高的学术史意义的著作。”因此叶隽认为,论德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实绩和见地,可以跟冯至相提并论者并非南大的商承祖和张威廉,而是复旦的董问樵,也就是“北冯南董”。 [xvi]  

叶隽这个“北冯南董”的定位,我看在歌德译介和研究领域应该是成立的。它彰显出在中国歌德接受的第二阶段,四川学者董问樵确实占据着一个领先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歌德接受随之开始第三个阶段。以1982年的歌德逝世150周年为契机,迅速掀起一个歌德译介和研究的新高潮,不但成果空前丰硕,译介者和研究者人数也大大超过前两个阶段,其中便有本文作者这个被誉为其代表人物的巴蜀子弟。

为避免“王婆卖瓜”之嫌,笔者仅自述生平,评价将尽可能由同行专家做出。

杨武能1938年生于四川重庆。在故乡的育才学校和重庆一中念完初中和高中,1956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前身西南俄文专科学校;一年后因俄语人才过剩转学南京大学。1962年南大外文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川外德语专业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歌德学权威冯至教授,开始了德语文学特别是歌德译介、研究和教学的生涯。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起任川外副教授、副院长、教授;1990年调四川大学任外国语学院教授,后兼文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德语文学特别是歌德译介和研究领域,杨武能取得的成绩和影响得到国内外同行充分肯定。1999年纪念歌德诞辰250周年,在昆明举行中国第二次国际歌德研讨会。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德语文学专家严宝瑜做总结发言,率先提出了歌德在中国接受的三阶段说:即郭沫若阶段、冯至阶段和杨武能阶段。尽管他发言用的是商榷和探讨的口吻,却不会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不可能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多年后,叶隽博士进一步发展严宝瑜的“三阶段说”,在《中国歌德译介与研究现况综述》一文中写道:

“作为第三代歌德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杨武能在三个方面都将中国的歌德研究有所推进。一是《歌德与中国》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歌德之认识中国,还是中国之接受歌德,在史料上颇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二是尝试在冯至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即通过文本分析加深对歌德的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研究”;三是以德文撰作《歌德在中国》,使得德语学界有可能了解中国的歌德接受与研究状况。这些方面,可以说他是代表了这代学人的歌德研究成绩的。”[xvii]

著名旅德学人顾正祥2009年出版了卷帙浩繁的《歌德翻译与研究总目》,其堪称“古今中国歌德翻译与研究之总结与回顾”的序言跟叶隽“英雄所见略同”,称杨武能的专著《歌德与中国》为中国歌德译介史的奠基之作,并多处指名不指名地列举了杨武能的重大理论建树,例如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对歌德的评价也有了较大的转变, 对导师的话也提出了质疑。于是, 我们的歌德不再蒙垢受辱, 不但被称为世界文学的大文豪, 而且是大思想家, 是‘一位眼观宇宙万物, 胸怀全世界和全人类, 巍然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大哲和精神巨人’(杨武能语)”。还讲杨武能主编的十四卷《歌德文集》“囊括了歌德文艺类各种题材的代表作, 代表了当今国内歌德译介的最高水平”,实现了郭沫若等前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盘翻译介绍过来”的百年宏愿,“堪称是歌德译介史上一座超越了前人的巍巍丰碑”。基于这种种理由,顾正祥也认为杨武能是中国歌德译介和研究第三阶段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xviii]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孟昭仪和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在评述新时期文学翻译的一章里,设有一个专节论述“杨武能与他的《浮士德》翻译”,跟顾正祥所篡《总目》众多有关杨武能的条目一样也以译介和研究的实绩,佐证了他继郭沫若、冯至之后青胜于蓝的建树和承上启下的地位。

在国际学术界,杨武能作为歌德翻译家和研究家同样受到尊重。1999年,他分别应德国歌德学院和魏玛国际歌德协会的邀请,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先后出席魏玛的“《浮士德》译者工场”和艾尔福特的“国际歌德翻译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和代表与会者做总结报告。2000年,也主要由于研究和译介德国大文豪歌德成就突出,他荣获联邦德国总统约翰尼斯·劳颁授的联邦德国“国家功勋奖章”(Bundesverdienstorden);2001年又获得联邦德国的洪堡奖金(Humboldtpreis),成为我国迄今获此国际学术大奖的唯一一位日耳曼学学者。

作为歌德译介者和研究者,杨武能自认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荣誉,最重要的原因乃生逢其时。他不只科班出身,更难得的是有幸直接师事我国日耳曼学界从南到北的众多大家、名师:在南京大学,是叶逢植、张威廉、商承祖等带领他亲近德语文学、文化和歌德;四十岁时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冯至、田德望等指引他深入研究和译介歌德的堂奥。除了这些直接的师承关系,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郭沫若、陈铨、董问樵等杰出前辈乡贤的影响,并以他们为楷模和师表。

具体讲,译介歌德他自诩郭老的传人,不但在1980年率先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还出版了包括《浮士德》、《威廉 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亲和力》、《迷娘曲——歌德抒情诗选》在内的多卷本《歌德精品集》,成为了中国迄今译介歌德最系统和最多的人;在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关系研究领域,他有意无意地承袭和拓展陈铨的思路,率先以《歌德与中国》一书开展歌德与中国关系的双向考察;特别是研究歌德,他作为冯至的入室弟子,“在冯至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在中国率先评说了歌德有关“世界文学”、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的思想,强调了歌德不只是大诗人、大文豪,更是一位大思想家,提出了浮士德精神不仅限于自强不息,还包含仁爱和人道精神……[xix]

正是站在一个个巨人的肩膀上,享有取众家所长的学术背景和传承优势,再加改革开放的良好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才成就杨武能,使又一个四川学子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歌德译介和研究的领跑者,成为其百年学统的主要传承人。

综上所述,在中国译介与研究的所有三个阶段,四川学人都地位显赫,成就突出。

 

下篇:歌德与四川

 

就本文论题的前半部分即四川与歌德,已经讲了很多;其后半部分即歌德与四川虽无如此丰富的内容,但仍有二三不乏趣味性和启迪意义的话题,值得简单说一说。

 

歌德随马可·波罗神游成都

话说在成都的地标建筑九眼桥与合江亭之间的锦江河上,20038月耸立起了一座明清风格的三孔仿古石桥——“安顺廊桥”。桥上覆盖着装饰华丽的两层重檐屋顶,远远望去犹如一艘横卧在江上的巨大楼船。这座桥的原型古安顺桥始建于1680年前后,也就是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在新桥南桥头的黑色大理石纪念墙上,镌刻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公元1254——1374),的画像以及他横穿亚洲大陆的线路图,因为这位威尼斯人曾从古安顺桥上走过,并称它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四座中国桥梁之一。在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题名为《成都府和大江》的一章中,有如下一节文字:

“成都有许多大川深河发源于远处的高山上,河流从不同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城市,供给该城所需的水。这些河流有些宽达半英里,有些宽两百步,而且都很深。城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大河,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的,装饰着红色的图案,上面还铺着瓦片。整个桥面上有许多别致的小屋和铺子,买卖众多的商品,其中有一个较大的建筑物是收税官的居所。所有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缴纳一种通行税,据说皇帝陛下每天从这座桥获得的税金就有一百金币。”据学者考证,马可·波罗在此描写的就是成都的安顺桥。[xx]

歌德呢,则是通过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认识了解中国,[xxi] 而《马可·波罗游记》更是一读再读。也就是说,歌德曾经跟随马可·波罗神游我们的成都以及四川的另外一些地方,对我们四川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等有过一定的了解。[xxii]

 

苏东坡——古代中国的歌德

研究歌德与四川的相互关系,除去上述影响和接受的考察,还可以做平行比较研究。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拿来跟歌德比得最多的无疑是孔子,例如辜鸿铭、郭沫若、唐君毅、张君劢等等都发表过有关言论和文章。这当然没有错,因为只有孔子像歌德一样地博大精深,能代表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品格、思想,对后世和世界有着长远而巨大的影响。但这样比有一个缺陷,就是忽略了歌德首先是一位作家,是一位诗人,所以又有学者顺理成章地拿李白、杜甫跟诗人歌德做比较。[xxiii]不过在我看来,从古至今,真正能与跟歌德相提并论的中国作家只有两位,而这两位又都是咱们四川的乡贤,即现代的郭沫若和古代的苏轼。以郭沫若与歌德为题的文章已经很多,[xxiv]这里只说苏轼。

苏轼号东坡,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即公元1037年。作为文学家,苏轼像歌德一样才华横溢,不但吟出了“西湖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不输于前朝任何诗人的绝美佳句,还唱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震烁古今的豪语雄词,从而开创豪放词派,使宋词取得了与唐诗并立的崇高地位。作为散文家,他居于唐宋八大家前列;作为书法家,他取法古人却能自创新意,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独领一时之风骚;他还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画家。他跟歌德一样性格浪漫,才思敏捷,作品也气象万千,风格豪迈,富有哲理,总之,跟歌德一样既是诗人、作家,又是艺术家、又是哲学家,也即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的所谓“通才”和“人中之至人”。如此地多才多艺,豪迈、深邃,细想起来,中国古代作家能达到苏轼的境界以致堪与歌德比肩者,实难找到第二人。

《苏轼与歌德》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大题目,用它足以写成一篇大文章,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抛砖引玉,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新一代的歌德学者把文章接着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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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德研究和译介的学术薪火代代传承,四川外语学院新成立的歌德研究所有望成为传承长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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